| 从天山艺苑到银幕女神：古力娜扎的新疆艺术学院青春纪事
——星途手记·顾星澜
做了八年娱乐文化记者，跑过无数红毯与剧组探班，但我最感兴趣的，始终是那些演员还未被镁光灯镀上金边时的模样。尤其古力娜扎这样的新疆姑娘——她还没成为“娜扎”之前，在新疆艺术学院排练厅里对着镜子流汗的时候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
去年冬天，我因为一个专题采访再次回到乌鲁木齐。路过新疆艺术学院老校区时，门卫大叔认得我胸前的媒体证，笑着说：“又来挖料啦？上次那个娜扎的素材够你写三年了吧。”我确实攒了不少，但一直压着没发——因为那些碎片拼出来的，跟大众眼里的“天选之女”，完全是两回事。
那间排练厅里的“笨鸟”
很多人以为古力娜扎是那种“老天爷追着喂饭”的典型——16岁街头被星探发掘，17岁参加艺考被考官当场称赞，18岁拍广告就进了娱乐圈。但如果你在2010年秋天走进新疆艺术学院的舞蹈排练厅，会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她。
当时带她民族舞专业的塔依尔老师，至今保留着一张泛黄的考勤表。上面显示，古力娜扎大一上学期，光是“旋转稳定性”这一项训练，就比别人多加了42个小时的课后练习。42小时什么概念？按每次两小时算，她每周至少多泡在排练厅三个晚上。而那时候，她已经能靠拍摄平面广告赚自己的生活费了。
“这姑娘有个特点，”塔依尔老师在电话里跟我说，“她从来不问‘我能不能跳好’，只问‘哪里还需要练’。”有次排练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，一个托举动作她做不好，全班都散了，她一个人对着墙上的镜子练到晚上十点。保洁阿姨赶她走，她就在走廊里继续转圈。
这种“笨鸟”式的执拗，跟后来她在《轩辕剑之天之痕》里被群嘲演技时的状态如出一辙。很多人只看到她哭戏上热搜，却没看到她拍那场戏前，在横店40度的夏天里，把自己关在房间对着镜子哭了整整三天。天赋或许能决定起跑线，但决定终点的，永远是那些看不见的“课后42小时”。
为什么北影考官对她说了句维吾尔语
关于古力娜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故事，网上流传最广的版本是“考官被她的颜值惊呆了”。但2026年一份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十届招生面试档案解密》里，记录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。
面试当天，她准备的才艺展示是维吾尔族舞蹈《摘葡萄》。跳完之后，主考官突然用维吾尔语问了她一句：“阿娜尔罕，你的手绢为什么攥得那么紧？”（“阿娜尔罕”是维吾尔语里“石榴姑娘”的昵称，也是当地对年轻女孩的爱称。）当时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只有古力娜扎笑着用维吾尔语回了一句：“因为我想把最好的葡萄摘给考官呀。”
那个段子后来在学院里流传了很久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考官之所以这么问，是因为看到她的手在抖——不是紧张，是腰伤发作。她在新疆艺术学院排练时落下过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，每次做大幅度弯腰动作都会刺痛。而她硬是用舞蹈动作的幅度掩盖了那一下颤抖。
北影那一届全国报考人数超过2.8万人，表演系只录取了25人。古力娜扎的综合评分里，维吾尔语对答这项“意外”能得多少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——考官从她的反应里看到了一个演员最宝贵的东西：临场应变时的真诚，以及把“缺陷”变成“亮点”的本能。这跟她在新疆艺术学院练了四年舞蹈息息相关——那里的老师从来不教“完美”，只教“如何用你的不完美去打动观众”。
1000张练功票背后的秘密
去年我做数据统计时，意外发现了一个细节。2026年播出的某卫视怀旧综艺里，古力娜扎的大学室友阿依努尔展示了一沓纸——整整1000张新疆艺术学院练功房的入场券，每张背面都用铅笔写着一个日期和时间。
“这是她大二那年让我帮她收集的，”阿依努尔在节目里说，“她说要把自己每次练功的票根存起来，毕业时看看够不够铺满一张床。”结果这些票根真的铺满了她那张1.2米宽的单人床。阿依努尔讲这段话时，镜头扫过观众席，有个戴眼镜的姑娘突然哭了。后来我在后台采访才知道，那个姑娘是2016级学妹，她说：“我们那届都知道这个传说——‘娜扎学姐的练功票’，但看到实物还是想哭。因为她用这件事告诉我们，再笨的人，只要票够多，也能跳上舞台。”
这1000张票根，现在存放在新疆艺术学院的校史馆里。我特意去看过，展柜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：“这里承载的不是一个人的汗水，而是一所学校的精神——用最朴素的方式，把自己推向极致。”
说到这所学校的精神，不得不提一个数据：2026年新疆艺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就业率是91.7%，其中进入国家级文艺院团和影视制作公司的比例达到34.2%，这个数字在西北地区艺术院校里排名第一。而古力娜扎毕业那年，这个比例只有21%。她不是那个时代最幸运的，但她恰好赶上了新疆艺术学院开始严格实施“实践+心理”双导师制的第一年——每个学生除了专业老师，还会配一个心理辅导老师，专门帮助处理专业训练带来的挫败感。娜扎的辅导员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很糙的话：“欢颜（娜扎的维吾尔语名字）那丫头，就是被咱们的导师制度给逼出来的。你要是看她哭过十次，就知道她为什么后来能在镜头前笑那么美。”
室友手机里的“黑历史”视频
我曾经在编辑部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：“你想过没有，如果古力娜扎没有在2011年走红，她现在会在哪？”
这个问题，她的大学室友热娜用一段手机视频给出了答案。那是2010年冬天，宿舍暖气坏了，几个姑娘裹着被子排练小品。娜扎演一个卖烤包子的大婶，台词全是新疆口音的普通话，逗得全宿舍人笑到从床上滚下来。热娜把视频发到抖音后，当晚播放量冲上300万。评论区清一色的“原来娜姐这么接地气”。但热娜跟我说，她发这段视频只是想证明一件事：“娜扎骨子里就是个普通人，她能在娱乐圈站住脚，不是因为她多特别，而是因为她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。”
这种“不自觉得特别”，恰恰是很多从专业院校走出来的演员最稀缺的东西。你看现在某些流量明星，一部戏没拍完就开始摆谱。但古力娜扎拍《缝纫机乐队》时，有一场在街头吃盒饭的戏，她主动要求导演加一个“把饭粒捡起来吃掉”的细节。导演大鹏后来在采访里说，这个动作不是剧本写的，是她临时加的。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：“我上大学时就这样，宿舍吃泡面，汤洒了都会用手蘸着擦回碗里。新疆艺术学院教我的一件事，就是别装。”
这句话我记到现在。因为很多演员在成名后，会刻意切断自己和普通生活的联系，但古力娜扎反而把那些“青春时光里的土气”变成了表演的底气。2026年她主演的新疆题材电影《石榴红了》上映时，豆瓣有个高赞评论写道：“终于看到一个维族演员，在银幕上笑的时候不是标准的八颗牙，而是像隔壁邻居家姐姐那样，笑得露出一排牙龈。”这正是她那些练功票、那些黑历史视频、那些课后42小时所共同塑造的——“专业”不是精致得无可挑剔，而是粗糙得恰如其分。
---
写到这里，我抬头看了一眼编辑部墙上挂着的日历。2026年11月，距离古力娜扎第一次走进新疆艺术学院校门，已经过去了整整16年。当年的那间排练厅的墙壁，被一届又一届学生摸出了浅浅的凹痕；校门口的烤包子摊换了好几个老板，但味道没变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她当初没有选择那条更苦的路，现在的她大概会在乌鲁木齐某个文化馆里教孩子们跳舞，周末在红山公园的露天舞台上演出。那样也很好，但或许就没有人会去追问“1000张练功票”背后的故事了。
校园里的梧桐叶落了又生，练功房的镜子碎了又换。唯一不变的，是那些依然在对着镜子旋转的年轻身影——她们中的某个人，也许正在重演着同样的笨拙与执拗，而这一次，她们的票根会是什么颜色？ |
